我抱着思思坐在红漆长椅上，看儿科医生给别人看病。
医生说，“上次做皮试的单子都开了，怎么没做？”小患者的爸爸看看小患者的妈妈，妈妈紧张地说，“我们只知医院，不知道开了什么单子。我们接孩子时，已经不烧了，就没有再过来。”“你们怎么不自己带孩子来看？”“我们两个每天要去汉口火车站上货，下午将将能赶回来接孩子。”“这次针一定要打。”“一定，药我们已经取了。”她指着一张纸，“医生，我想问一下，喜炎平是什么药？”医生轻轻说，“抗病毒的。”她又从塑料袋里翻出一个药盒子，“这是什么药？”“鱼腥草制剂，”医生又轻轻说，“也是抗病毒的。”
下一位小患者的爸爸像一个熟人一样倚着医生的桌沿。“喜炎平比较贵，我没有给你开，”医生说。“有多贵？”“一次六七十。”“这还贵？医院，”他的后脑勺做了一个表情，“一百三十块钱。”她不由得沉吟了片刻，“那是用了四支，”她解释了一下，“喜炎平一般一次至少用三支。”[1]“不用帮我省钱，”感到拂了她的一片好意，他补了一句，“这次搞得我头都大了。”她接这话便拾阶而下，半嗔半问，“头大什么大？”“搞了一个多月了。刚过完年就发烧，好了没几天又发烧，反反复复。”“一个多月了？”“这个您应该知道啊。”“平常吃一些葡萄糖酸锌，”医生建议。他点点头，不过并没有听进去，因为他突然轻率地问，“您说，我们要不要看中医？”“看什么中医？”她喝道，“最重要的是食补！”他后脑勺凝固了一秒钟，慢慢又松弛下来，“我前两天看到汤臣倍健的蛋白粉，效果蛮好，卖得蛮贵。”“保健品吃了有鬼用？我说的葡萄糖酸锌是药。有锌才有胃口，营养跟上去才有抵抗力。”她的中指悬在回车键上，问，“那我用喜炎平了啊。”小患者的爸爸不置可否，也许他不喜欢医生像这样征求他的意见。“那我用了啊。”
轮到我们了。医生要我们去拍胸部X光片和验血。等我们拿着检验报告回来时，她正在接待一个裹在襁褓里的小患者。“出生几天了？”“七天。”婴儿的妈妈递给医生一张纸。她瞥了一眼那张纸，“把麻停忒。”意思是，停止母乳喂养。妈妈点点头。医生一边敲键盘，一边说，“拌在奶粉里冲水喝。”妈妈又点点头。我猜得到这是怎么回事。那婴儿的小脸必定是黄黄的；那张纸上，必定有几个数字，显示小患者的脸，躯干或手足的血清胆红素浓度逼近，达到或逾越了12毫克每分升，这个界值，出了这个儿科门诊室，在后面住院部七楼妇产科的走廊上也能换来医护工作者们郑重其事的表情；而那正从打印机出口徐徐探出的处方笺，开的必定是“茵栀黄”。医院对干预新生儿黄疸这件事有一种看似冷酷的狂热。
等小婴儿离开，我把报告单递给医生。验血报告单上，只有淋巴细胞百分比偏高。她看了一会儿，“病毒感染。”胸片报告单上写道，“两肺纹理增粗，紊乱，未见明显实变影，心影大小形态正常，双膈光整，两侧肋膈角锐利。意见：支气管炎。”她看了一会儿报告单，做出了一个诊断，也可能仅仅是念了出来，“支气管炎。”她又看了一会儿，仍然不是看X光片，而是看报告单。她接着说，“但这是处在支气管炎和肺炎之间，再往下发展一点儿就是肺炎。”虽然这么说，她还是有些迟疑，问我，“你看怎么办？”我感到我也不喜欢她像这样征求我的意见。这不是专业考量，却令我想到一个贪心而软弱，在逐利的较量中患得患失的人的形象。她希望我的女儿打针（输液），不是因为她认为那是必要的，仅仅因为那大概不会造成严重后果，同时能增加收入。“我们还是吃药吧。”“吃药要是不好，可能会更严重哦。”“还是吃药吧。”“要是更严重了你还是要打针哦。”我等了一下，仍旧说，“吃药吧。”她问，“家里有抗生素吗？”“有一些希刻劳。”“有抑咳的药吗？”“还有点儿易坦静。”“有抗病毒的药吗？”“没有。”她给我开了一个处方，上面写着“金叶败毒颗粒”。
我收拾病历和就诊卡的时候，她留连地看了一眼胸片的报告单，突然伸出一根手指，指尖抵在“紊乱”两个字的字脚上。“‘紊乱’，你看到没？这就是肺炎的迹象。”她说。“医生奶奶拜拜，”思思说。
喜炎平，鱼腥草，茵栀黄，金叶败毒。也许，每一个针对那些可以自愈的病症的“特效药”，都有一个仿佛是从武侠小说里来的名字。
[1]原话如此，这让她的话有一些前后不一致。按她的话来算，喜炎平大约每支三十三元，如果每次至少用三支，她应该告诉小患者的爸爸，每次约一百元，而不是六七十元。我敢于猜想，她深知喜炎平没有什么功效，本不打算给她的熟人用，哪知人家不领情，她又不好说破，又存了一个给熟人省钱的心思，悄悄破了个例，在心里只开了两支，所以说出六七十元的价格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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