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贤探寻中国改革之路市场竞争双重主体

陈云贤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客座教授、博士生导师

探寻中国改革开放成功历程，揭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双重竞争主体：企业竞争主要体现在产业经济领域，呈现在微观经济运行中资源稀缺条件下的一种资源配置行为；区域政府竞争主要体现在城市经济领域，呈现在中观经济运行中资源生成基础上的一种资源配置行为。区域政府间存在“三类九要素”的竞争：项目多少、产业链配套、进出口大小的竞争决定着各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完善、人才科技水平、财政金融支撑的竞争依赖于各个区域政府的经济政策措施；政策、环境、管理体系的竞争依赖于各个区域政府的经济管理效率。企业竞争与区域政府竞争构成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双重主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双驱动力，开启了现代市场理论、并成为解决世界各国政府与市场关系难题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政府与市场；竞争双重主体;三类九要素;竞争经济;三大定律

引言

年，阿瑟·刘易斯面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提出了一个矛盾现象，即著名的“刘易斯悖论”——“政府的失败既可能是由于它们做得太少，也可能是由于它们做得太多”[1]。如今，面对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成功，新制度经济学者也作出了产权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制度变迁理论和县际竞争理论等的解释；新古典经济学者作出了政府有针对性地选择了新古典的“药方”，并采取了渐进的实施方式等解释；发展经济学者作出了对外开放论、后发优势论、“二元经济”发展论和经济发展阶段论等解释；转轨经济学者作出了由易到难推进、通过利益补偿化解改革阻力、通过“价格双轨制”演绎市场关系、通过分权转移改革成本和由局部制度创新带动全局制度创新等解释[2]。本文认为，关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或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政府的作用，经济学同仁对此作出了积极的探讨和贡献，但不管是阿瑟·刘易斯还是各主流经济学者，他们的研究却仍然存在碎片化和外在性问题。综观经济学说发展的历程，第一，19世纪及以前的经济学，基本上把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唯一力量，认为政府只是维护市场自由竞争的政府，是在经济生活中无所作为的政府。第二，20世纪以来的经济学，对市场配置资源的唯一性提出了质疑，开始探讨政府在市场失灵时的相关作用和应当采取的措施策略。第三，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尤其是在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取得显著成效的今天，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仍然远远滞后于或外在于经济实践的发展。现实经济运行中反馈出来的多种问题，并不是完全表明“市场失灵”或“政府失灵”，而是更多地反映出了传统经济学体系或传统市场理论的缺陷。当然也可以这样认为，深化探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将开启现代经济学体系或现代市场理论的空间。

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全过程，始终贯穿着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20世纪50年代，中国实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把政府作为配置资源的唯一主体。年开始，中国实施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到城市，一方面，企业扩大了自主权、承接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及地区产业转移、开展“三来一补”外资企业投资等；另一方面，股份制企业和现代企业制度开始建立，它既清晰了政府与（国有）企业的产权关系，又界定了政府与企业在资源调配中的各自作用。21世纪开始，中国东部地区地方政府作为市场竞争主体的现象屡屡出现，中国经济在继20世纪80年代劳动密集型轻纺工业迅速发展、20世纪90年代资本密集型的原材料、能源等基础工业和交通、市政、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迅速发展之后，21世纪头十年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得以起步腾飞[3]。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实践进程揭示出，第一，其焦点集聚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问题上。第二，中国经济的发展，企业是市场竞争主体，但区域政府作为市场竞争主体的现象也屡见不鲜。第三，区域政府在经济领域发挥着扶植产业发展、参与城市建设、保障社会民生的重要作用。第四，区域政府呈现三大经济角色，其一是通过掌控资本，以国有企业的股东方式参与项目公司和市场竞争；其二是通过财政、货币和法律等政策手段，调控产业发展、城市建设和社会民生；其三是监督管理市场，维护市场秩序。因此，中国在实践中逐渐成长的市场经济呈现出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相融合的作用。作为政府有为，不仅在有效保障社会民生方面促成了社会稳定和优化了经济发展环境，而且在引领、扶持和监管产业发展方面，推进了市场“三公”原则和提高了社会整体生产效率，还通过直接参与城市建设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全面可持续发展。它结合有效市场体现出的市场充分竞争、法制监管有序、社会信用健全的客观要求，表现出中国政府在尊重市场规律、维护经济秩序、参与市场竞争进程中，正逐步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演进[4]。因此，深化认识现代市场理论、破解政府与市场关系难题和探讨经济学体系的改革，应该更加注重其系统性和内在性问题的研究。

一、现代市场经济具有纵横之分

（一）现代市场横向体系

传统的市场理论主要聚焦于产业经济。亚当·斯密在批判了重商主义和重农学派之后，其《国富论》主要是着笔于产业经济来研究商品、价格、供求、竞争与市场的。凯恩斯试图通过政府撬动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来解决工人失业和有效需求问题，但又囿于用产业经济的市场理论去解释城市化进程中的政府行为作用，而难以自圆其说。对此，我们需要呼吁的是，应重视新生成性资源领域的研究。世界各国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经济的形成与发展就是一例，它既可以解释作为公共物品提供者的政府，为什么是市场规则的维护者，又可成为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的参与者和项目的竞争者？也可以解释在作为城市基础设施的公共物品中，为什么有一部分能够转化为市场体系中的可经营性项目不断地助推着区域经济发展等一系列问题[4]。

新生成性资源领域，不仅涉及城市经济资源,而且涉及国际经济资源（如深海经济、太空经济、极地经济和地球深探资源等）的投资开发事宜。据悉，中国长征火箭公司力图把航天当一门大生意来做，将打造商业发射服务、亚轨道飞行体验、空间资源利用三大业务板块。在发射服务方面，该公司将推出太空星网、太空顺风车、太空班车、太空专车等。亚轨道飞行方面，该公司将针对游客的年龄、身体状况以及兴趣不同，推出地面失重模拟训练、度全方位VR体验、亚轨道太空遨游等不同的产品和服务。中国长征火箭公司背靠强大的中国航天工业，对标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计划逐步注入资产，引入战略投资者，助推中国火箭商业化时代的来临[5]。在这个高投资可能带来高回报率的领域，大国之间已经展开了竞争。针对这种情况，“航天经济学”应该如何立意？如何发展？成效几何？可以说，除了在城市化进程中以基础设施为主体的城市经济投资开发外，航天经济以及太空经济、深海经济、极地经济和地球深探经济等的投资开发同样面临此类问题。生成性资源具有动态性、经济性、生产性和高风险性等四大特征，其投资开发具有前期投资额大、建设周期长、成本高、市场窄小以及投资回收可能面临失败或遭遇突发性事件等影响，因此，其在投资开发过程中，一方面不断地拓展着市场领域，另一方面又亟需有与产业经济不同的投资主体和游戏规则去解读。即在市场横向体系中，不仅有产业经济中的市场主体

——企业，而且有城市经济中的市场主体——区域政府，还有在国际经济中提供准公共物品的市场主体，即太空资源和深海资源等的投资开发者——政府或企业。这就是说，第一，市场不仅仅存在于产业经济中，而且存在于其他经济形态中；第二，在市场横向体系（包括产业经济、城市经济、国际经济）中，存在企业和区域政府双重竞争主体；第三，企业作为竞争主体，主要集中在产业经济领域，区域政府作为竞争主体，主要集中在城市经济等领域；第四，产业经济是市场经济中的基础领域，城市经济和国际经济等是市场经济中的生成性领域，二者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分属现代市场经济中不同区间的竞争体系。多区间的市场竞争体系构成了现代市场经济横向体系的内在性。

（二）现代市场纵向体系

与传统市场体系相比，现代市场纵向体系则强调市场功能结构的系统性。它至少包括六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市场要素体系。它既由各类市场（包括商品市场、要素市场和金融市场等）构成，又由各类市场的最基本元素即价格、供求和竞争等构成。第二，市场组织体系。它由市场要素与市场活动的主体或管理机构构成，包括各种类型的市场主体、各类市场中介机构以及市场管理组织。第三，市场法制体系。规范市场价值导向、交易行为、契约行为和产权行为等的法律法规的整体就构成了市场法制体系，它包括市场相关的立法、执法、司法和法制教育等。第四，市场监管体系。它是建立在市场法律体系基础上的、符合市场经济需要的政策执行体系，包括对机构、业务、市场、政策法规执行等的监管。第五，市场环境体系。它主要包括实体经济基础、现化产权制度和社会信用体系等三大方面。对这一体系而言，重要的是建立健全市场信用体系和以完善市场信用保障机制为起点而建立的社会信用治理机制。第六，市场基础设施。它是包含各类软硬件的完整的市场设施系统。其中，市场服务网络、配套设备及技术、各类市场支付清算体系、科技信息系统等，是成熟市场经济必备的基础设施。

现代市场纵向体系及其六个子体系具有如下特点：其一，现代市场纵向体系的形成是渐进的历史过程。其二，现代市场纵向体系的六个方面是有机统一的。其三，现代市场纵向体系的六个方面是有序的。其四，现代市场纵向体系六个方面的功能是脆弱的。其原因在于：首先是认识上的不完整；其次是政策上的不及时；再次是经济全球化的冲击。其五，现代市场纵向体系的六个方面功能，将全面作用于现代市场横向体系的各个领域。这就是说，在历史进程中逐渐完整的现代市场体系，不仅会在世界各国的产业经济中发挥作用，而且伴随着各类生成性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也会逐渐在城市经济、国际经济（包括深海经济和太空经济等）中发挥作用。区域政府作为城市经济的参与主体，在资源生成领域的投资、开发、建设中首先地成为第一投资主体，同企业作为产业经济的参与主体一样，同时必须受制于现代市场纵向体系六个方面功能的约束，并在现代市场经济的不断提升与完善过程中逐渐发挥作用[4]。

二、成熟有为政府需要超前引领

成熟有为政府应该做好超前引领，即企业做企业该做的事，政府则做企业做不了、做不好的事。二者都不能缺位、虚位。政府的超前引领，就是遵循市场规则，依靠市场力量，做好产业经济的引导、调节、预警，城市经济的调配、参与、维序和民生经济的保障、托底、提升。这需要政府运用规划、投资、消费、价格、税收、利率、汇率、法律等政策手段，进行理念、制度、组织、技术等创新，有效推动供给侧或需求侧结构性改革，形成经济增长的领先优势，推动科学可持续发展。

在理论上，政府超前引领与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有着本质区别：一是行为节点不同；二是调节侧重点和政策手段不同；三是政府的职能角色不同；四是运行模式不同等。

在实践上，当前世界各国多数区域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或探索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中国政府通过超前引领促进产业转型、城市升级，已为世界各国区域发展探索出一条成功的路径。

每个国家或区域都存在三类资源，而如何配置这三类资源则界定了有为政府的类型。对非经营性资源（民生经济），政府的配套政策应遵循“公平公正、基本托底、有效提升”原则；对可经营性资源（产业经济），政府的配套政策应体现“规划、引导；扶持、调节；监督、管理”原则；对准经营性资源（城市经济乃至太空经济、海洋经济等），政府的配套政策应遵循“既是竞争参与者，又是调配、监督者”的原则。也就是说，国家或区域政府在配置三类资源的过程中，应根据各类资源的不同特点，配套相匹配的政策，促进社会经济的均衡、高质量发展，而这类政策亦即政府行为，就是有为政府的应有之义。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围绕着区域三类资源的有效配置，促进区域经济活力、环境优化、科学可持续发展，区域政府之间竞争与合作、超前引领、有所作为的事例比比皆是。

首先，它表现在区域政府之间开展项目竞争、产业链配套竞争和进出口竞争。它们直接决定着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

第一，区域政府之间开展项目竞争。主要包括三类：一是国家重大项目，包括国家重大专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大项目、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国家财政资助的重大工程项目和产业化项目。二是社会投资项目，比如高技术产业、新兴产业、装备制造业、原材料产业以及金融、物流等服务业。三是外资引进项目，比如智能制造、云计算与大数据、物联网、智能城市建设等。区域政府之间展开项目的竞争，一则可以直接引进资金、人才和产业；二则可以凭借项目政策的合法性、公共服务的合理性来有效解决区域内筹资、融资和征地等问题；三则可通过项目落地，引导开发区域土地、建设城市设施、扩大招商引资、带动产业发展、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政策能力，最终促进区域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项目竞争成为我国区域政府的竞争重点、发展导向。项目意识、发展意识、效率意识、优势意识、条件意识、政策意识和风险意识，成为我国区域政府竞争市场化的必然要求。

第二，区域政府之间开展产业链配套竞争。一般来说，每个区域都有自己的产业基础和特色——多数取决于本区域内的自然资源禀赋。如何保持和优化区域内的禀赋资源并汇聚区域外的高端资源？产业结构优化、产业链有效配置是其关键；向产业高端发展、形成产业集聚、引领产业集群是其突破点。我国区域政府的产业链配套竞争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生产要素方面。低端或初级生产要素无法形成稳定持久的竞争力，只有引进并投资于高端生产要素，比如工业技术、现代信息技术、网络资源、交通设施、专业人才、研发智库等，才能建立起强大且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二是在产业集群、产业配套方面。区域竞争力理论告诉我们，以辖区内现有产业基础为主导的产业有效配套，能减少企业交易成本，提高企业盈利水平。产业微笑曲线告诉我们，价值最丰厚的地方集中在产业价值链的两端——研发和市场。培植优势产业，配套完整产业链条，按照产业结构有的放矢地招商引资，是我国各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

第三，区域政府之间开展进出口竞争。在开放型的国际经济体系中，一个国家的区域进出口竞争成为影响各区域竞争力的一个重要环节。它主要体现在四个层面：一是在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的发展中，各个区域政府力图减少加工贸易占比，提高一般贸易比重，以增强区域商品和服务贸易的原动力；二是在对外投资上，各个区域政府力图推动企业海外布局，竞争海外项目，以促使本区域的利益布局和市场价值链条延伸至海外；三是在资本输出上，各个区域政府力图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即在国际经常项目投资便利化的情况下，采取各项措施促进货币资本流通、货币自由兑换便利化等；四是在进口方面，尤其是对高科技产品、产业、项目的引进，各个区域政府全面采取优惠政策措施，予以吸引、扶持甚至不惜重金辅助其投入、布点和生产。进出口竞争的成效成为影响我国各个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

其次，它表现在区域政府之间开展基础设施竞争，人才、科技竞争和财政、金融竞争。它们由区域政府推动的经济政策措施所决定。

第一，区域政府之间开展基础设施建设竞争。它包括城市基础设施的软硬件建设乃至现代化智能城市的开发运用等一系列项目建设。基础设施硬件包括高速公路、铁路、港口、航空等交通设施，电力、天然气等能源设施，光缆、网络等信息化平台设施，以及科技园区、工业园区、创业孵化园区、创意产业园区等工程性基础设施；基础设施软件包括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文化、社会福利等社会性基础设施；智能城市开发包括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智能科技平台。一个区域的基础设施体系支撑着该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其主要包括三种类型：超前型、适应型和滞后型。区域基础设施的供给如能适度超前，不仅将增进区域自身的直接利益，而且会增强区域竞争力，创造优质的城市结构、设施规模、空间布局，提供优质服务，从而减少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成本，提高其生产效益，进而促进产业发展。我国各个区域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将直接影响该区域经济发展的现状和未来。

第二，区域政府之间开展人才、科技竞争。这一领域的竞争最根本的是确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念；最基础的是完善本土人才培养体系，加大本土人才培养投入和科技创新投入；最关键的是创造条件吸引人才，引进人才，培养人才，应用人才。衡量科技人才竞争力的主要指标包括该区域科技人才资源指数、每万人中从事科技活动的人数、每万人中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每万人中普通高校在校学生数、科技活动经营支出总额、科技经费支出占区域生产总值比重、人均科研经费、科技拨款占地方财政支出百分比、人均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地方财政教育支出总额、高校专任教师数等。我国各个区域政府通过努力改善、提高相关指标来提高本土的人才和科技竞争力。

第三，区域政府之间开展财政、金融竞争。区域之间的财政竞争包括财政收入竞争和财政支出竞争。区域财政收入的增长主要依靠经济增长、税收和收费收入等的增加；而财政支出是竞争的关键，包括社会消费性支出、转移性支出和投资性支出，其中最主要的财政支出竞争发生在投资性支出领域，包括区域政府的基础设施投资、科技研发投资、政策性金融投资（支持急需发展的产业）等。财政投资性支出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在财政收支总体规模有限的条件下，我国各个区域政府积极搭建各类投融资平台，最大限度地动员和吸引区域、国内乃至国际各类金融机构的资金、人才、信息等金融资源，为本区域产业发展、城市建设、社会民生服务。各个区域政府在各种优惠政策上也开展竞争，如财政支出的侧重、吸纳资金的金融手段等。

最后，它表现在区域政府之间开展政策体系竞争、环境体系竞争和管理效率竞争。它们由区域政府表现出来的经济管理效率所决定。

第一，区域政府之间开展政策体系竞争。它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各个区域政府对外的政策体系；二是各个区域政府对内出台的系列政策。由于政策本身是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和易效仿性的特点，因此，有竞争性的好的政策体系一定包含以下特征：一是求实性，即符合实际，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二是先进性，即有预见性、超前的、有创新性；三是操作性，即政策是清晰的、有针对性和可实施的；四是组织性，即有专门机构和人职负责和执行；五是效果导向性，即有检查、监督、考核、评价机制，包括发挥第三方作用，有效实现政策的目标。我国各个区域政策体系的完善程度对该区域的竞争力具有极大的影响。

第二，区域政府之间开展环境体系竞争。此处的环境主要指生态环境、人文环境、政策环境和社会信用体系等。发展投资与保护生态相和谐，吸引投资与政策服务相配套，追逐财富与回报社会相契合，法制监督与社会信用相支撑等等，均是各个区域政府竞争必需、必备的发展环境。良好的环境体系建设成为各个区域政府招商引资、开发项目、促进经济持续发展的成功秘诀，这已被我国成功区域的经验所证明。

第三，区域政府之间开展管理效率竞争。我国各个区域政府的管理效率是其行政管理活动、速度、质量、效能的总体反映。它包括宏观效率、微观效率、组织效率、个人效率四类。就行政的合规性而言，各个区域政府在管理效率竞争中应遵循合法性标准、利益标准和质量标准；就行政的效率性而言，各个区域政府应符合数量标准、时间标准、速度标准和预算标准。各个区域政府的管理效率竞争本质上是组织制度、主体责任、服务意识、工作技能和技术平台的竞争。我国经济发达区域的政府运用“并联式”“一体化”的服务模式，已经在实践中开创了管理效率竞争之先河。

在此，决定我国各个区域政府竞争的目标函数是各个区域的财政收入决定机制，决定我国各个区域政府竞争的指标函数是各个区域的竞争力决定机制。而支撑各个区域政府竞争目标函数和指标函数的核心影响因素是各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其包含三个要素——项目、产业链和进出口；关键支持条件是各个区域的政策措施和区域管理效率，前者包括基础设施投资政策，人才、科技扶持政策和财政、金融支持政策，后者包括政策体系效率、环境体系效率和管理体系效率。可将其称为区域政府的“三类九要素竞争理论”（见图1）。

图1各个区域政府的“三类九要素”竞争图

从图1中我们可见，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实践表明：区域政府也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主体。一方面，它通过对项目、产业链配套和进出口贸易等竞争提升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通过对基础设施投资、人才科技争夺和财政金融扶持等政策措施提升区域竞争力，通过政策体系、环境体系和管理体系配套改善区域营商环境，从而推动区域的产业发展、城市建设和社会民生可持续增长。另一方面，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有为政府需要超前引领。政府超前引领是区域竞争与发展的关键。竞争需要创新，创新就是竞争力，持续的创新就是持续的竞争力，而政府超前引领是中国乃至世界各国区域政府竞争的核心。其中，“理念超前引领”是区域经济发展处于要素驱动阶段时的重要竞争力；“管理超前引领”是区域经济发展处于投资驱动阶段时竞争的关键；“制度与技术超前引领”是区域经济发展处于创新驱动阶段时的竞争制胜点；“全面超前引领”是区域经济发展处于财富驱动阶段时竞争的必然选择。

三、市场竞争存在双重主体

综上分析可知：第一，区域政府与企业都是资源调配的主体。概括科斯所述，企业是一种可以和市场资源配置方式相互替代的资源配置机制，其对拥有的资源按照利润最大化原则进行调配。对此，区域政府也拥有一定的公共资源，其运用规划引导、财政预算支出、组织管理和政策配套，成为区域资源调配的主体。第二，区域政府与企业都以利益最大化为初始目标。其中，区域政府作为独立的竞争主体，其主要行为目标函数是财政收入的最大化。区域政府通过对辖区内GDP的发展和税收收入等的增加，开展理念、技术、管理和制度创新，并通过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对项目投资、产业链配套和进出口大小进行引导与调节，促使区域的投资、消费、净出口等的增长来扩大区域内财政收入水平的目的。第三，区域政府竞争与企业竞争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双驱动力。企业竞争是产业经济发展的源动力。区域政府竞争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源动力。如前所述，区域政府通过对项目、产业链配套、进出口三要素竞争提升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通过对基础设施投资、人才科技争夺、财政金融扶持三措施竞争提升区域经济政策水平；通过政策、环境、管理三体系配套竞争提升区域经济管理效率，从而形成区域间的“三类九要素”竞争与合作，推动着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第四，区域政府行为与企业行为都必须遵循市场规则。企业通过对市场规律的不断探索和对市场形势的准确判断来调配企业资源。区域政府对产业经济实施产业政策、对城市经济担当投资角色和对民生经济不断改善提升，也要遵循市场规则，才能促使该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不断走在区域间的前沿。

为此，市场竞争“双重主体”的关系表现在：

（一）企业竞争主要在产业经济领域，区域政府竞争主要在以城市经济为主的资源生成领域

企业竞争在产业经济间展开，任何政府只能是企业竞争环境的营造者、协调者和监管者，他们从政策、制度和环境上维护企业开展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而没有权力对企业微观经济事务进行直接干预。区域政府间的“三类九要素”竞争，是围绕着企业竞争生存的条件、环境、政策和效率等配套服务而展开的。区域政府间的竞争以尊重企业竞争为前提,但不将企业竞争纳入到区域政府间的竞争层面。因此，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区域政府竞争是源于现代市场体系的健全和完善过程中，政府对区域内重大项目落地、产业链完善、进出口便利和人才、科技、资金、政策、环境、效率等的配套所产生的功能。企业

竞争与区域政府竞争共同构成市场经济双重竞争主体。企业竞争是基础，区域政府竞争以企业竞争为依托，并对企业竞争产生引导、促进、协调和监管作用，它们是两个不同层面各自独立但又相互联系的双环运作体系（见图2）。

图2市场竞争“双重主体”关系示意图

图2表明了区域政府竞争体系与企业竞争体系之间既各自独立又相互衔接的关系。区域政府竞争与企业竞争之间互不交叉，但二者相互支撑、紧密连接，成为两个无缝衔接的独立竞争主体。区域政府竞争与企业竞争的“边界划分”，是我们处理好这两个竞争体系的问题关键。

（二）企业竞争的核心是在资源稀缺条件下的资源优化配置问题，区域政府竞争的核心是在资源生成基础上的资源优化配置问题

可以这样概括，企业的竞争行为及其后果是在微观经济运行中对资源稀缺条件下的资源优化配置的研究，其研究焦点是企业竞争中的主要经济变量即价格决定和价格形成机制问题，其研究的内容及其展开形成了供给、需求、均衡价格理论、消费者选择理论、完全竞争与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以及一般均衡论、福利经济学、博弈论、市场失灵和微观经济政策等等。而区域政府竞争行为及其后果是在中观经济运行中对资源生成基础上的资源优化配置的研究，其研究焦点是影响区域政府竞争的主要经济变量即区域财政收入决定与财政支出结构机制问题，其研究的内容及其展开形成了资源生成理论、政府双重属性理论、区域政府竞争理论、竞争型经济增长理论、政府超前引领理论、经济发展新引擎理论以及市场竞争双重主体理论和成熟市场经济“双强机制”理论等等。它们与宏观经济研究的主体国家一道，共同构筑成现代市场体系中竞争双重主体脉络图（见图3）。

图3市场竞争双重主体理论结构图

现代市场经济的驱动，不仅存在来自微观经济领域的企业竞争，而且存在来自中观经济领域的区域政府竞争。它们是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的双重竞争主体，共同构成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双驱动力，推动着区域经济或一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企业竞争与区域政府竞争的结果，都出现“二八定律”现象

美国哈佛大学迈克尔·波特教授在其《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描画出企业竞争发展的四阶段论，即要素驱动阶段、投资驱动阶段、创新驱动阶段和财富驱动阶段[6]；本文认为，区域政府竞争的递进也存在四阶段论，即产业经济竞争导向的增长阶段、城市经济竞争导向的增长阶段、创新经济竞争导向的增长阶段和竞争与合作经济导向的增长阶段[7]。从经济学理论上的分析和中国乃至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进程看，不管是企业竞争还是区域政府竞争，其实际结果都呈现梯度推移状态，并最终表现出“二八定律”现象，即两类竞争主体在其竞争进程中，围绕目标函数，能够采取各种超前引领措施，有效地推动企业或区域在理念、技术、管理和制度创新上发展、实现可持续增长，最终都能脱颖而出，成为此行业或此类区域的领头羊。而那些滞于超前引领和改革创新的企业或区域，将会处于落后状态。此时，在经济发展的梯度结构中，处于领先地位的20%的企业或区域，将占有80%的市场和80%的赢利，而处于产业链发展中的80%中下游企业和经济发展中的80%滞后区域，将可能只占有20%左右的市场或20%左右的收益。“二八定律”现象将呈现在企业竞争或区域政府竞争的结果上（见图4）。

当然，在现实经济发展中，随着企业竞争和区域政府竞争的双轮驱动，在客观上历史地将形成世界各国经济社会日益丰富的思想性公共产品、物质性公共产品、组织性公共产品和制度性公共产品，它们将为落后企业或区域带来更多的发展机会，并使企业或区域经济增长成果更多地体现出普惠共享结果，即企业间发展或区域间发展将从非均衡逐步走向均衡。但经济学理论的揭示和经济实践的发展清晰地告诉我们，此时的均衡应该是经济发展梯度结构的均衡，而非经济发展平面结构的均衡。

四、区域竞争呈现三大定律

在中国乃至世界各国，现代市场经济的双重主体——企业竞争与区域政府竞争，成为一国推动产业发展、城市建设和社会民生的双驱动力。它们在实际经济运行中呈现出三大定律。

一是二八效应集聚律。此定律表现出三大特征：第一，企业竞争与区域政府竞争同生共长。即微观经济在研究资源稀缺条件下的资源优化配置问题时，企业是资源调配主体；中观经济在研究资源生成基础上的资源优化配置问题时，区域政府是资源调配主体（宏观经济研究资源优化配置前提下的资源利用问题，国家是资源利用主体）；二者在现代市场经济纵横体系中，各自在产业经济和城市经济领域发挥着不同作用，在现代市场经济的竞争体系中同生共长。第二，企业竞争与区域政府竞争的发展轨迹不同。企业竞争在经济发展的要素驱动阶段、投资驱动阶段、创新驱动阶段和财富驱动阶段的运行轨迹，主要呈现为企业完全竞争、垄断竞争、寡头垄断竞争和完全垄断竞争的演变与争夺过程，企业完全竞争的轨迹在区域经济发展各个阶段的递进过程中，呈现出“由强渐弱”的迹象；而区域政府竞争，一开始表现在产业经济竞争导向的增长阶段，尔后逐渐地进入城市经济竞争导向的增长阶段、创新经济竞争导向的增长阶段和竞争与合作经济导向的增长阶段，区域政府竞争的范围及其“三类九要素”竞争作用在区域经济发展各个阶段的递进过程中，呈现的是“由弱渐强”的轨迹。第三，企业竞争与区域政府竞争最终都导致“二八定律”现象。即在中国乃至世界各国区域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或者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其一，区域经济发展首先地表现为竞争型的经济增长，其二，区域经济增长呈现出梯度发展趋势。产业链集聚、城市群集聚、民生福利提升等，都主要集中在先行发展的区域中。二八效应集聚律，表现为中国和世界各国区域经济的发展，随着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历史进程，在企业竞争和区域政府竞争的双轮动力驱动下，正逐渐出现先行发展区域或先行发达国家的产业集群、城市集群和民生福利越来越集中的现象。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结果呈现梯度格局。二八效应集聚律是“二八定律”在区域政府竞争过程中的一个翻版。

二是梯度变格均衡律。此定律作用表现在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区域的资源配置领域出现资源稀缺与资源生成相配对阶段。即资源稀缺是企业竞争的前提条件，资源生成是区域政府竞争的前提条件，当经济发展从企业竞争延伸到区域政府竞争、从微观经济延伸到中观经济、从产业资源延伸到城市资源，甚至逐步涉及到太空资源、深海资源、极地资源的时候，世界各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均衡性，将迈出实质性的一个步伐。第二阶段，区域的资源生成领域出现正向性资源（原生性资源和次生性资源）与负向性资源（逆生性资源）相掣肘阶段[8]。正向性资源领域的开发将带给企业竞争和区域政府竞争新的平台，并助推区域经济发展并不断创造出区域新的经济增长点，而负向性资源领域的产生却带给区域经济增长或人类社会和谐的诸多弊端，它们相互掣肘，促使区域经济需要均衡性发展。第三阶段，区域的经济增长目标由单一转向多元的阶段。此一阶段也是实际经济运行中从要素驱动阶段、投资驱动阶段向创新驱动阶段和财富驱动阶段演进的过程。此时经济增长的目标不仅仅只追求投资、消费和出口的均衡，而是更多地在追求产业、生态、民生事业的均衡，产业发展、城市建设、社会进步的均衡和一国各区域宜居、宜业、宜游的全面均衡。经济增长多元化目标的追求并有效配套相关政策措施加以实施，将能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化发展。梯度变格均衡律既表现为某一区域产业发展、城市建设和社会民生进步的均衡性趋势，又表现为区域间产业发展、城市建设和社会民生进步的均衡性趋势。区域间产业发展、城市建设和社会民生进步的均衡性趋势，在实践中呈现出来的是梯度结构的均衡性，或直接就叫梯度均衡，它是需要我们在经济学领域认真研究思考并采取有效分析去深化的课题。

三是竞争合作协同律。既然区域间（或国家之间）经济发展的均衡性趋势呈现梯度结构均衡状态，竞争合作协同律作为客观的必然性就更多地主要集中在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三大协同上。其一，政策协同性。企业竞争对产业资源起调节作用；区域政府竞争对城市资源和其他生成性资源起调节作用；政府参与某一具体项目的竞争，将由其载体国有企业或国有合资企业或国有股份企业介入其中。因此，企业竞争中的产业政策适度和竞争中性原则运用问题，区域政府竞争中的系列政策配套与措施推动问题，以及区域间（国家之间）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智能城市开发、科技项目投入、基础设施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等推进过程中的政策协同性问题，就显得特别重要。企业竞争和区域政府竞争的结果要求各竞争主体的政策的协同性，是一种客观必然。其二，创新协同性。它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科技重大项目的突破带来资金投入大、周期长、失败可能性高和风险大等系列问题，需要各竞争主体的创新协同；二是科技新成果的突破需要综合运用人类智慧，它需要得到各竞争主体的创新协同；三是跨区域、跨领域、跨国域的思想性、物质性、组织性和制度性公共产品的不断出现和形成，它需要各竞争主体的创新协同。在中国乃至世界各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转换和社会转型的深化阶段，区域间创新协同性也是客观趋势所在。其三，规则协同性。区域间经济竞争规律（公平与效率）、区域间共同治理规则（合作与共赢）、区域间安全秩序规则（和平与稳定）等等，也将随着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的深化客观地摆在各竞争主体的议事日程上。竞争合作协同律，实质上就是在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各竞争主体为了共同的发展目标，依靠各种不同的产业、投资、创新等平台，汇聚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要素，实现竞争政策的协同、创新驱动的协同和竞争规则的协同，从而突破竞争壁垒，有效合作，共同发展。该定律促进中国和世界各国区域间经济同生共长，发展合作共赢，并将成为一种客观必然趋势。

至此可以说，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成功，并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市场经济纵横体系之分、成熟有为政府需要超前引领、市场竞争存在双重主体、区域竞争呈现三大定律等理论，不仅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探讨了方向，而且也为世界各国有效解决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难题开启了路径。

五、结语

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历程和经济发展，成为世界经济中的重要现象。探寻中国改革之路，新制度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转轨经济学等作出了不同的解释。一方面，他们对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概括和对世界经济学理论的提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和有益的贡献，但在另一方面，其研究仍然存在碎片化或外在性的问题。本文认为，第一，现代市场体系，横向包括产业经济、城市经济和国际经济（比如太空经济、深海经济、极地经济、地球深探经济）等；纵向包括市场要素、市场组织、市场法制、市场监管、市场环境和市场基础设施等。第二，现代市场主体，不仅是企业在产业经济中发挥着主导作用，而且区域政府在城市经济中也发挥着主导作用。它们共同受制于现代市场规则的约束。第三，区域政府间存在“三类九要素”竞争。它表现在直接决定着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项目多少、产业链完善和进出口大小的竞争，由区域政府经济政策措施所决定的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和科技水平、财政和金融手段支撑作用的竞争，以及由区域政府经济管理效率所决定的政策体系、环境体系和管理体系的竞争。其中，有为政府需要超前引领，区域政府理念、制度、管理、技术创新是区域经济竞争与发展的关键。第四，市场竞争存在双重主体：企业竞争是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围绕产业资源优化配置而展开，区域政府竞争则在资源生成的基础上围绕城市资源优化配置而进行。企业竞争与区域政府竞争都产生企业间或区域间经济增长的“二八定律”现象，它们共同构成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双驱动力。第五，在中国乃至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践中，区域政府竞争呈现二八效应集聚律、梯度变格均衡律和竞争合作协同律，它们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发挥着不同作用。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双驱动力，是我们探寻中国改革开放成功历程的可行路径，也是开启现代市场理论并有效解决世界各国政府与市场关系难题的有效路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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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思锋主编.公共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9-12.

[4]陈云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为政府＋有效市场[J].经济研究,,(1)：4-18.

[5]是时候把航天当作一门大生意来做了[DB/OL].南方日报，-10-31.

[6]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M].北京：中信出版社，：63-83.

[7]陈云贤.市场竞争双重主体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8]陈云贤.经济新引擎[M].北京：北京外国语大学出版社，：55-61.

（来源：《经济学家》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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