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胜利，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科学院教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语言学系博士。现任北京语言大学章黄学术理论研究所所长、天津大学语言科学中心首席教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荣誉退休教授。曾任北京语言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堪萨斯大学东亚系副教授、哈佛大学东亚系汉语应用学科教授及中文部主任。其研究兴趣包括乾嘉“理必”与章黄学理研究、训诂学、韵律语法学、语体语法学、汉语历时句法学、汉语韵律文学史。出版学术专著16部（含英文2部，另被译成英文和韩文2部），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余篇。现任《中国语言学报》（JCL，SSCI索引）联席主编和《韵律语法研究》联席主编。
中国学术以乾嘉皖派的创获为最精。精在哪里？胡小石先生在《量守庐学记续编》中道出：“徽州戴东原，治学用论证法，能开辟新途，其门人如段玉裁，如王念孙，都是如此，这才是清学。”乾嘉学者最精湛、最有划时代突破性的是其“论证法”！论证是理性的而不是经验的。以往论乾嘉之学，多以之为烦琐考证、饾饤之学。后人纵有用科学论其学者，也绝少定性“何为乾嘉科学”。资料丰富、功底深厚、善于归纳、发现规律等，并非乾嘉科学之最精华者。何为乾嘉学术精华？经30余年之学习、研究、比较与发掘，余不揣梼昧，放胆而言曰：乾嘉学术精华乃“理必科学”。何为“理必”？何以“理必”即为科学？戴震知之，段、王行之，然今人或有不晓，或疑其必；信哉，其说几绝矣！
“理必”思想蕴含形式科学的要素
乾嘉“理必”之学几绝，故而中国科学之继承与研究，亦凄然冷门也。今则曰：为往圣继科学，当从戴震起，因为戴震乃中国学术史上之伽利略。
《尚书·尧典》：“光被四表”，戴震断言：“《尧典》古本必有作‘横被四表’者。”这里“必有”之“必”的背后，有一整套的理据和例据，读者不知则视之为狂妄（如王鸣盛）或谓之武断。须知：戴震这里的“必”不是日常口语的“一定”，也不是争辩的“绝对”，而是理必体系中的逻辑必然（certainty=必然性）。这一“必”字至少有如下五个领域的必然性作为此说“不可能错”的保障：
1.古音学：未通上古音韵学则不知其中“音证”之实（光读古旷反）；
2.语义学：不知“耀”“充”义源之阻隔则不知“光=光耀”“横=充斥”二义之迥异；
3.训诂学：不知经学古今之分则混淆郑玄经学训诂与《尔雅》小学训诂；
4.文字学：不知“横从黄声、黄从光声”，则不知诸字同声之古音；
5.句法学：不通句法则不知“光被四表”与下文“格于上下”均为主从结构。
从今天的语言学理论（或从陆宗达先生发明的“文献语言学”理论）来看，戴氏结论已经达到当代语言学家所能用的各方面科学证据及所臻水平；其中每一领域所下之义，至今泰山不移，实开与GimmsLaw所媲美的“古无轻唇音”之“理必”先河。上述阐释多在戴震年《与王内翰凤喈书》一信之中。
孔《传》“光，充也”，陆德明《释文》无音切，孔冲远《正义》曰：“光、充，《释言》文。”据郭本《尔雅》：“桄、颎，充也。”注曰：“皆充盛也。”《释文》曰：“桄，孙作光，古黄反。”用是言之，光之为充，《尔雅》具其义。……蔡仲默《书集传》：“光，显也”，似比近可通，古说必远举光充之解，何欤？虽孔《传》岀魏晋间人手，以仆观此字据依《尔雅》，又密合古人属词之法，非魏晋间人所能。……自有书契已来，科斗而篆籒，篆籒而徒隶，字画俛仰，寖失本真。《尔雅》桄字，六经不见。《说文》：“桄，充也。”孙愐《唐韵》：“古旷反。”《乐记》：“钟声铿，铿以立号，号以立横，横以立武。”郑康成注曰：“横，充也，谓气作充满也。”《释文》曰：“横，古旷反。”……《尧典》古本必有作“横被四表”者。横被，广被也，正如《记》所云“横于天下”“横乎四海”是也。“横四表”“格上下”对举。溥徧所及曰横，贯通所至曰格。四表言被，以德加民物言也；上下言于，以德及天地言也。《集传》曰“被四表，格上下”，殆失古文属词意欤？“横”转写为“桄”，脱误为“光”，追原古初，当读“古旷反”，庶合充霩广远之义。……六书废弃，经学荒谬，二千年以至今。……仆情僻识狭，以谓信古而愚，愈于不知而作，但宜推求，勿为株守。
难道这是科学论文吗？恐怕大多数人皆疑而不信。当然，这不是不自信，而是对何为“科学”不甚了了。笔者以前也不认为戴氏所论即为科学，直至认识到乔姆斯基的“语言革命”就是科学革命而后幡然领悟：原来乾嘉的皖派学术也堪称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史上的一次“科学革命”。为便于理解戴氏科学，我们不妨先看乔氏科学。
MarchusTomalin6年在LinguisticsandtheFormalSciences中明确指出，形式语言学是形式科学之一种。他说：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意识到：在“形式科学”这一术语下类集起来的理论，全部都使用“公理—演绎法”。因此，尽管这些理论之间有着种种不同，但它们都包含着同一种演绎程序：即从直觉上显而易见的少数几个配套的公理或假设推演出某些结论（亦即定理）来的过程。因此，这种做法可以看作是“用同一基本科学方法”统一起来的方法。了解到这点之后，我们还应该记住：并不是所有的知识领域（甚至并不是所有的科学领域）都可以运用这种方法。因为要建构一种公理—演绎系统必须要能够提出一些初始假设、确定某种主要元素，并从这些假设和元素中做出逻辑有效性的演绎推理。显然，有很多研究领域其理解尚未精准到可以采用公理演绎分析的程度；但是“形式科学”却都尝试使用这种方法，这种方法是它们的代表性特征之一。（马库斯·托马林：《语言学和形式科学：生成语法之源》，参司富珍、刘文英译，商务印书馆年版）
《广雅疏证》资料图片
这是对“什么是科学”最简要的说明，可以让我们了解科学的本质属性。科学是公理、演绎和实证的理论系统。能够构建这样一个系统，才能称之为具有科学的属性或科学的特征，具体内容如下所示：
形式科学的基本特征（characteristicsofFormalScience）
1.公理—演绎法axiomatic-deductivemethod
2.结果（或定理）的推演deductionofconsequences（i.e.,theorems）
3.构建公理演绎系统anaxiomatic-deductivesystem的必要程序
（1）建立元始公设stateinitialassumptions
（2）鉴定基本元素identifyprimaryelements
（3）基于（1）（2）的逻辑做有效的推衍makevaliddeductiveinferencesfromtheseassumptionsandelements
最能说明乔氏生成句法的科学属性的是年RichardLarson所著GrammarasScience一书，书名直言不讳《科学句法学》，并指出：
1.语法已经成为语言学这一新科学的组成部分，这门科学提出并研究一系列独特而有趣的问题，并采用严格的方法来探索它们，正如其他科学对于自然现象的研究。
2.对语法采用“科学”方法想法一开始可能会让你感到奇怪。当我们想到“科学”时，我们通常会用这些术语来思考：
（1）科学是寻求理解
（2）实现理解意味着发现一般规律和原则
（3）科学的规律和原则可以通过实验进行测试
上述观念如何适用于语法？语法的哪些方面有待理解？语法的一般规律和原则是什么？我们看到，Larson的贡献就在于他说明了句法学家如何发现这些规律和原则，如何在实验中测试它们，从而构建出一个完整的句法科学。无可否认，乔氏及其学生半个多世纪以来发展和完善了语言学作为科学的系统性。我们必须看到，戴氏的“理必革命”与乔氏的“句法革命”，在思想本质上同出一辙，都具备形式科学的基本要素，而戴氏比乔氏还早了几百年。最能说明戴氏理必科学的，是他“必有作横被”的“理必预设”（certaintyprediction）居然得到现实的证实和预期的结果：
丁丑仲秋，钱太史晓征为余举一证曰：“《后汉书》有‘横被四表，昭假上下’语。”检之《冯异传》，永初六年安帝诏也。姚孝廉姬传又为余举班孟坚《西都赋》“横被六合”。壬午孟冬，余族弟受堂举《汉书·王莽传》“昔唐尧横被四表”，尤显确；又举王子渊《圣主得贤臣颂》“化溢四表，横被无穷”。洪榜案：《淮南·原道训》“横四维而含阴阳”，高诱注“横读桄车之桄”，是汉人“横”“桄”通用甚明。
什么是科学？由公理及其推演之定理所预测而得到现实验证之系统及其推演过程，就是科学。在这点上，戴氏、乔氏无不如此。更可见出戴氏理必思想之强之深的是，尽管他知道“《尧典》古本”可能永远看不到，但其所推之“必”则永不会倒。为什么？爱因斯坦曾经说：“Mytheoryistoobeautifultobewrong!（我的理论精美得不可能错！）”。这不是狂妄，这是理必的自信、推理的力量。我们不妨称之为“理必力量”！
事实上，乾嘉理必创之于戴震而拓之于门生，其弟子段玉裁和王念孙同样堪称理必科学家。段氏的“凡谐声者皆同部”和“理校”、王念孙的“生成类比逻辑”和“理证”，其所揭举均属理必要素。这告诉我们，国学研究只有跳出“五四”以来对传统小学的偏见和西式框架，才能看到乾嘉之学真正精华之所在。乾嘉小学的科学性质不仅可与现代科学研究接轨，甚至可以纠正长期以来只重材料的经验主义之偏颇，弥补当代学术之不足。今天“乾嘉理必”的项目得到国家“冷门绝学”的资助，使我们有了一个进行深入研究的平台和机会，可以明确提出以戴震为代表的乾嘉学者所创造的科学突破，证明其“理性发明”的学理既不是传统及宋元理学之“理必”，也不是乾嘉吴派存古之“理必”，更不是清季传教士之“理”和“必”。
乾嘉“理必”的研究项目，正式肇始于年“乾嘉学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王念孙《广雅疏证》中科学方法和理念研究”这一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年结项并荣获优秀等级。评审专家对项目的研究工作及成果给予肯定，指出该研究“集中揭示中国学术史上的这一蕴藏数百年而未曾知晓的一大科学理念——理必思想，这将成为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的全新视角、全新理念，带动中国思想学术史研究的深入”；“更重要的是揭示了中国学术史包含科学思想和理论体系的真相，这对中国学术增强文化自信，引导中国学术健康发展，特别是中国语言学在继承创新的模式下走自己的路，可谓意义巨大而影响深远”。
“理必”思想研究开掘传统学术的科学之源
乾嘉理必不仅是文献语言学的课题，也是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课题，它可能成为研究中国学术的一个“民族文化自信之源的课题”。这个课题从前所未涉的形式科学（如公理假设、推演定理等）入手，从文献语言学中发现以戴震、段玉裁、王念孙为代表的皖派学术，也蕴含着形式科学的要素。其学术路数用章太炎的六字断语说，即“综形名、任裁断”，意谓用演绎推演得出逻辑必然。这就是我们发现和开掘出来的“理必”学理。前代学者如章太炎、梁启超、胡适等均曾提及中国传统学术朴学孕育着科学的因素，然而其中的“理必学理”迄今尚未得到学术界的确认；以往研究也未曾揭橥与实例分析中的“理必”方法，故使这一划时代的理必思想沦为“绝学”。而今则当以皖派学术典籍为对象，发掘其运用和体现理必学理之文献材料，与此同时，从学理的高度将皖派学者治学中的科学理念和方法概念化、系统化，从而“为往圣继绝学”。其当前首务，兹胪数耑，以就教方家。
第一，充分说明并认识“理必之学”的冷绝之因及“起死回生”难度之大。
据“乾嘉理必研究团队”的近年工作与成果，我们越来越清楚地发现：皖派学术中的演绎推理蕴藏在音韵、文字、训诂等传统语文学研究成果之中，因此较难被现今偏重文史训练而无语言学和训诂学训练的学人学子所发现并揭示。加之“五四”以来传统训诂学及其直接服务的历代经学，都被认为是过时的旧学而渐成绝响，鲜为大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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